在1939年12月的事件中，决死三纵队的三个总队几乎全部被叛变，只有少数单位如一个中队和几个分队坚守。然而，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敌人的疯狂行动而退缩，他们在困境中保持冷静、不屈不挠，继续奋力抗争。七总队三中队的中队长戴铮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员，他和队伍一起与敌人斗智斗勇，经过一番复杂的斗争后，他们最终成功回到了纵队。

1939年10月前后，戴铮被调任为决死三纵七总队三中队的中队长。当时，三中队的规模约为100余人，配备有两挺机枪和一些步枪及冲锋枪。虽然只有戴铮和政治指导员南梦祯是共产党员，其余的大部分成员要么是牺盟会员，要么是曾经的旧军人。部分小队长还保留一些不良习惯，比如吸毒和赌博，而战士们也常遭遇打骂，士气低落。更严重的是，几个月没有发放薪饷和其他物资，伤寒肆虐，队伍中约有30名病员。

戴铮到任后，从思想和组织上进行了严格整顿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，队伍的纪律性和战斗力逐渐恢复。打骂现象消失，逃亡的情况也得到了有效遏制，三中队的面貌焕然一新。

1939年11月底，纵队党组织根据中共晋豫地委的决定，将部队分派到各县以保卫政权，三中队被派往翼城县。12月中旬，戴铮接到总队长张济发来的紧急命令，要求三中队赶回阳城。戴铮接到信后产生了怀疑，因为信中只有总队长一人签字，且没有政治指导员的名字，令他感到事有蹊跷。

戴铮决定暂时不执行命令，并将送信人扣留，进一步调查此事。经过一番查证，戴铮决定延迟回队，巧妙地以向十五军副师长张大可借枪为由，拖延了时间。与此同时，他带领8名小队长前往绛县，成功从张大可那里得到了武器和弹药。

12月25日，叛变的张济得知三中队未按命令返回后，便指派叛变的纵队司令部骑兵排长黄排长前去鼓动叛变。此时，政治指导员南梦祯迅速采取行动，将黄排长扣押，并将队伍带到敌占区边缘的下柏寨子，以防敌军突然袭击。同时，他迅速通知戴铮返回。

戴铮在返回途中遇到了南梦祯派来的联络员，立即赶回中队召开会议，分析当前形势。在会上，戴铮严肃地提醒队员们，叛变的张济注定不会有好下场，他强调三中队始终是为了抗日事业，而非追求个人利益。与会的牺盟会员们表示坚决支持抗日，并决心不向阎顽军投降。通过一番动员，甚至一些原本犹豫不决的小队长也坚定表示：“中队长说得对！无论中队长去哪里，我们都会跟随。”

12月28日，翼城县牺盟抗日县长李丙辰也赶到了下柏寨子，和戴铮一起分析局势。考虑到叛变的纵队可能对抗日工作产生负面影响，大家决定让三中队全体队员换上便衣，分散到敌占区的几个村庄进行游击活动，并等到形势更明朗后再作决定。为了隐蔽身份，戴铮化名为武振华。

张济得知三中队的行动后，立刻派遣一个营追击，并密谋策动三中队的小队长郭振山叛变。郭振山的阴谋被牺盟会员何文义发现并报告给中队部。经过批评教育，郭振山悔过自新，并向戴铮报告了敌人包围中队的计划。根据这一情报，戴铮迅速带领队伍转移，果然在叛军到达前半小时成功撤离。

三中队转移途中，不幸遭遇日军侦查，后又转移到感军村。由于队员们都穿着便衣，难以获得当地群众的信任，戴铮决定亲自带领7名战士外出寻求抗日政府的支持。同时，他安排张分队长和杨工作员留守感军村。

次日，戴铮一行人跨过公路封锁线，到达翼城县四区的西下坪村，途中得知部队被韩菁霖的队伍包围。韩菁霖是国民党十五军叛逃的土匪头目，他试图与三中队合作，以获得资源。为了保全队伍，戴铮决定暂时接受合作，写信给韩菁霖表示同意“共谋大事”。然而，他告诫张分队长和杨工作员暂时听从韩的指挥，待与李县长商议后再作决定。

通过与李丙辰的接触，戴铮得知周边地区的抗日力量被叛军摧毁，地方政府遭到破坏。最终，李丙辰决定带领三中队进入土匪队伍，并争取合适的时机将队伍带回太岳区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旋和斗争，戴铮成功地恢复了队伍的组织性。1940年3月，戴铮在一次与日伪军的遭遇战中完全赢得了韩菁霖的信任，成功回到了原三中队。随后，戴铮带领三中队通过敌人封锁线，成功带领队伍前往太岳区。